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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鸭子 江苏沛县养鸭产业为何渐入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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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高速发展的势头却在2012年戛然而止。

按沛县对鸭业的“一带三区”的区域化生产布局,其肉鸭养殖主要集中在龙河沿线生态肉鸭养殖带——以龙河公路为轴心,建成以鹿楼镇、朱寨镇、安国镇、栖山镇为主的生态肉鸭养殖带;鹿楼林鸭复合养殖区——利用鹿楼等乡镇现有丰产林,建成以鹿楼为主的林鸭复合养殖基地;肉鸭规模养殖区——以大屯镇王坑、魏营、祝坡等村为主,建设肉鸭规模养殖示范小区;种鸭养殖区——以朱寨镇、沛城镇、鹿楼镇、大屯镇为主建设良种繁育基地。

但记者在当地实地调查发现,上述区域如今处处可见大片闲置的鸭棚,陷入“鸭棚易寻,鸭子难见”的落寞境地,甚至一些养殖专业村也全村无鸭。而即便还养鸭的零星村民也是勉强维持。

比如,在鹿楼镇谭寨村,这个江苏省农业科技入户工程——“一村一品”特色专业村,就很难见到鸭子的影子。

村民们普遍反映,“今年养鸭子根本就不赚钱,无论是‘合同鸭’还是‘市场鸭’。”记者了解到,所谓“合同鸭”,指的是农户和厂家签订合同,由农户自建大棚,鸭苗、饲料、药品、技术等由厂家负责,鸭子出栏时按合同价卖给厂家。

养鸭不赚钱甚至赔钱的原因是毛鸭价格偏低。沛城镇马庙村的一位吴姓村民告诉记者,往年毛鸭价格都五六元钱一斤,高的时候七八元钱一斤,但现在市场价才3.4元左右。“鸭子价格低,饲料还涨钱,”他感慨,“我养了3000只鸭子,还是新建的鸭棚,鸭子基本不生病,一只鸭子也只能赚三毛五毛的,还不如打工呢。”

曾被媒体誉为“鸭司令”的大屯镇王坑村村民张曙,如今也不再饲养肉鸭了,他告诉记者,“现在养肉鸭没意思了”,他只养了一定数量的种鸭。而空置的鸭棚,“有租的就租出去了。”

在以“林下养殖”著称的沙河农场,养鸭户王东(化名)的几座鸭棚也是空空荡荡,“没养,也没法养,赔钱怎么养?”他苦笑着说。

事实上,不光是普通养殖户,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公司化养殖基地,放弃对肉鸭的养殖,也是普遍现象。在沛县龙飞鸭养殖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记者现场看到,占地几十亩、颇为壮观的100多座养鸭大棚全部空置。甚至在当地颇为有名的徐州中意食品公司,其一些养殖基地也同样闲置。

沛县鸭棚的空置情况究竟如何?业内人士估计,目前沛县鸭棚空置率超过八成。不过沛县农委畜牧科朱科长认为,“应该没有这么高”,但他估算,“超过了一半”。

市场导向与政绩导向

可以说,毛鸭的价格大跌导致了鸭棚的闲置。那么今年毛鸭的价格何以“六七年来最低”呢?沛县农委畜牧科朱科长认为,主要是供求关系的失衡,目前肉鸭市场已经饱和,当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下跌自然就不可避免。

但在当地鸭业人士看来,市场导向原因固然存在,但当地政府“一味地要求规模、数量”的政绩导向“盲动”因素也不可忽略。“市场已经饱和了,还在要求肉鸭上规模、上数量,不是纯粹面子工程吗?”

“县里今年定的肉鸭养殖规模是突破2亿羽,”朱科长承认县里对养鸭规模有要求,“但这个指标估计是完不成了。农民不养谁能逼着养?”

实际上,政府的“强力推进”是沛县肉鸭养殖迅速上规模的重要原因,也一直被当地认为是发展“高效农业”,值得大书特书的出彩一笔。早在2009年徐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沛县坚持把发展高效规模农业作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用工业化理念、市场化手段、产业化思维,“强势推进”生态肉鸭等主导产业扩规模、增效益、上水平,生态肉鸭产业异军突起,短短几年发展到亿羽以上,成为全国生态肉鸭养殖第一县。文中还引用了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黄莉新给予的高度评价,称“这在全省农业结构调整史上,堪称奇迹,沛县高效规模农业为全省树立了一面旗帜。”

朱科长告诉记者,县政府历年来对每个镇的养殖规模,包括养殖场面积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一些生态示范基地、示范养殖基地等。

有业内人士认为,沛县的肉鸭养殖早期在政府精心培育下,发展很快,政府的确“功不可没”,但在政绩观的驱动下,在产业链的侧重上最终失之偏颇。

他分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剩余价值最高的环节往往居于产业链的上端。从肉鸭产业看,种鸭繁育——苗鸭孵化——规模养殖——宰杀分割——产品深加工——流通进入市场,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当然还有附属的饲料生产、羽绒加工、运输流通等产业,但利润最高的部分无疑是产品深加工和市场流通部分。

而沛县真正抓住的却只是利润较低的养殖环节。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近年来综合来看,养殖一只鸭子利润平均为两元左右,如果按一只成品鸭子平均毛重五斤计算,那么一斤肉鸭的利润仅为0.4元。而肉鸭屠宰厂收购毛鸭,做屠宰、分割等初加工,从白条鸭价格为4元每斤左右来看,肉鸭屠宰厂的利润也不太高。

事实上,鸭业利润最高的环节是走向餐桌的那飞跃的一步——各种肉鸭美食。如北京烤鸭、南京盐水鸭、油烫鸭、熏鸭等,它们的价格不等,常见的约在每斤12—20元不等。

上述业内人士以武汉肉鸭与沛县肉鸭进行了对比。他以2011年数据分析,沛县肉鸭年养殖量超过2亿羽,全产业链产值不过100亿元;而武汉仅仅一个“周黑鸭”,整鸭深加工数量就达到每年2000万只,年产值在2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平均一只鸭子创造100元的价值。武汉的精武鸭脖同样价值惊人,以汉口精武路为例,统计显示,其鸭脖日消耗量达5吨以上,近5万根,消费约10万元。而汉口精武食品公司在武昌火车站设立的4个汉口精武鸭脖售卖店,高峰时刻,一个店一天能卖掉近10万元的产品。

“这就是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区别与品牌的力量。”他感叹,在以市场为主的导向下,两家龙头产业和市面上众多的规模不一的肉鸭深加工企业以及小作坊,一起组成了庞大的武汉肉鸭产业。

记者了解到,尽管沛县也试图打造“龙飞鸭”、“沛龙”等当地品牌,但效果并不理想。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沛县一直没能走出生产导向型的窠臼。

记者了解到,沛县尽管引进了雨润集团、广西桂柳集团、河南华英集团、中国希望饲料集团等知名企业,但对肉鸭消化能力最大的却是徐州“中意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沛县本地企业。

“中意的日子也不太好过,现在利润很低。”中意食品人力资源与行政副总赵本示告诉记者,他们今年也压缩了规模,有些车间开工,有些车间不开工。另一方面,由于沛县养鸭规模巨幅减小及价格原因,中意食品还选择从和邻近的丰县及安徽、山东等地购鸭。

对于中意食品,养殖户们又爱又恨,鸭农告诉记者,“中意最大的好处是付款及时,一般三天内付款,但压价压得厉害,要求也苛刻。”

异化的养鸭乱象

业内人士分析,沛县以生产为导向、以政绩为导向的结果是,养殖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基本没有价格话语权,养殖户“靠天吃饭”所以价格浮动很大,运气好的一年能挣几万,遇到价格下滑,赔个几万也很正常。

这也使鸭价越来越成为养鸭户们的不能承受之重。

在魏庙镇韩营村,一位孙姓鸭农养了3万只肉鸭,记者注意到其鸭棚都是新建的。“今年行情不好,赚不了几个钱,不赔本就不错了。”这位鸭农说,“投资二三十万建起鸭棚,资金压在这里,总不能让它闲着吧?”

这位鸭农了解到,按相关规定,她的养鸭规模已可以享受相关农业养殖补贴,但“不行,县里不给批”。

沛县农委畜牧科朱科长对此解释,农业部和省里的养殖补贴都是按程序走的,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像孙姓鸭农这种情况“没有用围墙把自己的鸭棚圈起来,不圈起来你就很难说这些鸭棚全是自己的”。

那么国家和省里的养殖补贴去了哪里呢?养殖户们调侃,养鸭子的得不到补贴,不养鸭子的建鸭棚套取补贴。

一位政府人士直言,“补贴资金都是‘嫌贫爱富’的。”

知情人告诉记者,有人专门打起了补贴资金的主意,即以建设养鸭基地的名义套取国家补贴资金。“建鸭棚却不养鸭”,“不是为了套取补贴是为了什么?”

他直指,距离沙河农场不远的“沛县种鸭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就是先建鸭棚,后套资金,“建鸭棚顶多四五十万,但申请资金补贴能到100多万,还能落个几十万。”。

随后记者以租鸭棚的名义来到“沛县种鸭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基地”,记者现场看见基地还在扩建之中,已建成的鸭棚全是板房,“养鸭子板房就可以了,”该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他这里有几片园区,正建设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他透露,这里建设完成后,可以申请的资金“百十万”。

“我们这里是县里的样板工程,省市下来参观都来我们这里。”这位负责人说,他还告诉记者,“租鸭棚是可以的,不会有谁来找你的麻烦,我这里方方面面都有人”,但条件是,“必须配合省市领导的一些视察、参观工作。”

在该基地的另一片已经建好的园区,记者发现这里的鸭棚全部空置,“今年行情不好,”他解释,“我们也养过几拨。”而知情人对记者表示,“他们养的几拨都是在门口那几个鸭棚里养,应付检查验收的,一检查验收完,就不再养了”。

曾经的“鸭司令”张曙现在也不得不依赖补贴,记者在他新建好的一处鸭鹏现场看到,鸭棚是新收拾的,湿痕还未干,看门人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加班加点收拾,还有一周专家组就来验收。张曙也告诉记者,这片鸭棚能得到一百多万补贴,“没补贴的话,我早就不干了。”

提到补贴下来后,需要给相关人员多少好处,占补贴资金的百分比时,张曙笑笑,“这个,就不说了吧。”

就上述涉嫌套取国家补贴的情况,记者向沛县农委畜牧科朱科长反映后,他表示,补贴资金主要是农业部的补贴,“先建后补”,由县农委、财政等部门初验,然后由省农委、财政等部门进行验收。他认为,涉嫌造假、套取国家补贴资金“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知情人还向记者透露,位于沛县马元工业园区的腾龙鸭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养鸭基地之一,现在也是“一地鸭毛”。

记者赶到这里时发现,围墙圈起的近百亩的养殖基地内,数百鸭棚空空荡荡,院内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景象。

记者在这里没能找到其负责人孙开选,却在沛县龙飞鸭养殖公司院内遇见了前来追债的“债权委员会”会长孙远见。孙远见告诉记者,孙开选以投资鸭业的名义,以高息为诱惑,借了多位债权人的巨款,现在留下了两三千万的窟窿。

见不到人、要不回款的多位债权人自发组成了债权委员会,并称“接管”了孙开选的公司。“我们这些人,孙开选少则欠我们十几万几十万,多的超百万。”孙远见说。

此前,孙开选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被塑造成养鸭“能人”,在沛县鸭产业中小有名气。“他建养殖基地的时候,省市的一些领导都来了,他还有和领导的合影,我跟他还是一个村的,谁会想到出现这种情况呢?”孙远见苦笑。

他告诉记者,为了要回款项他们曾请县里协调。“但县里说,我们借给孙开选钱没通过县里。还说孙开选和领导的合影,是他自己跑到领导边上照的。”和他一起的另一位债权人感叹,政府只要政绩,“别的不要”。

记者了解到,孙开选的债务还包括欠银行约450万元,及欠马元村的地租几十万元。“如果不是我压着,村民早就把这大片的鸭棚扒了。”马元村主任闫峰说。

《中国质量万里行》2013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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